2015年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困境與困惑
2019-06-11 全球品牌網  孫立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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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元旦過后,在長江商學院EMBA的同學講課,當時我問了一個問題,假如說讓你用一個詞來形容,你對剛剛過去的2014年是什么樣的感覺,你會用什么樣的詞。我想各位其實也可以想一想這個問題,不僅僅是2014年,2015年也差不多了。假如說你對這段用一個詞來概括你的感覺和印象,你會用什么樣的詞。

其實當時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,我腦子里是有一個詞的,但是我也想聽聽這些學員的想法,因為這些學員大部分都是企業家,當然學員的回答也各不相同。但是有好幾位回答的詞跟我腦子里想的詞是同一個詞,就是“困惑”。

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很多人共同的感覺,最近這兩年給我們很多人的一個突出感覺是“困惑”。這個“困惑”是雙重的,一個是對改革,一個是對發展。而且這個困惑跟原來有點不一樣。比如說對改革,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里面,有時候我們也有困惑。但是那時候的困惑,一般困惑在什么地方呢?它改,還是不改。每一屆新的班子上來以后,我們就猜他改還是不改。

假如說看這一屆,有明確的改革意識,我們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,假如說這一屆對改革不怎么感興趣,我們也能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這意味著什么呢?在我們腦子里面,改革這個詞的含義是確定的,無論是改或者是不改,我們大體都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但是這次跟原來好象有點不一樣,這次明確說要改,不但說要改,而且召開中央全會,出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。但我想通過這兩年的時間,對于這場改革,在很多人腦子里面的困惑和問號,可能不是比原來更少了,說不定比原來更多了。這就是改革嗎?怎么跟我們原來腦子里面想的改革不是一回事?

而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,原來一些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,現在有的在社會的心態當中,在老百姓的心態當中都在成為問題。比如說對于反腐敗,今年春節的時候,我跟一個朋友吃飯,這個朋友也是上邊的一個智囊,我們聊起改革的問題。他當中說起一句話,他說不管怎么說,現在老百姓對反腐敗是衷心擁護的。他說這句話之后,當時我說了一句話,我說你這句話如果在一年前說,一點問題都沒有,那時候對反腐敗,除了少數腐敗分子真的是衷心擁護。但是這話要是現在說可能得打很大的折扣,因為在春節的時候,大家可以感覺到在人們私下的議論當中,在微博、微信上對反腐敗的各種說法都有了。

所以我的意思是,現在對改革人們有很多的困惑和問號,對發展我想也是同樣的情況。各位是做市場研究的,對這兩年市場的狀況,大家比我清楚。我也有一些企業界的朋友,因為一些商學院給EMBA學員講過很多課,他們的感覺可能跟各位差不多,因為他們都是在企業里。

但是我想還有比我們在企業里,甚至在市場調查過程當中感覺更明顯、更強烈的,是誰呢?可能就是銀行,去年我也跑了很多家銀行,企業當中的問題,市場當中的問題最后往往都反應在銀行那里,所以銀行的感覺可能更強烈、更集中。我記得去年年底,有一次我在一家銀行北京總部講課,講到中間的時候我說不行,我得抽根煙,你們喝口水,他們說我們也抽煙,我說你們小年輕抽什么煙,他說最近我們壓力大,有的原來都不抽煙,現在都抽煙了。銀行的反應比一般的企業更為強烈。

但是我想還有比銀行的感覺更強烈的,是誰呢?可能就是總理。也是去年年底,有一次我去海南,跟一個朋友,國務院一個司局長去的。他跟我講國務院內部對中央出臺的刺激經濟的政策,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見,包括他本人。他跟我講他自己的這些看法和意見。他講完之后當時我說了一句話,我說有沒有這樣一個可能,就是總理對經濟形勢的判斷,說不定比你們的判斷要更為糟糕。

為什么?我們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,克強總理原來在省里工作的時候,他對GDP的數據就不怎么相信。所以他當時就提出看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看什么,不能僅僅看GDP,要看三個東西,一個是用電量的增長,一個是物流的情況,還有一個是資金使用的情況,貸款的情況。因為這三個東西是不太容易造假的。但是如果要根據這個來看的話,去年的經濟狀況究竟是什么樣的都有點說不清楚。

大家都知道,去年公布GDP的增長是7.4%,前年是7.66%,按照絕對水平來說差不了太多。但是用電量的增長幾乎差了一半,前年GDP的增長是7.66%,用電量的增長是7%左右。去年GDP的增長是7.4%,用電量的增長是3%出頭,差了一半還多。那怎么解釋呢?如果說這兩個數都是真的,那只能有一種解釋,就是說去年這一年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、經濟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前年我們還是高耗能的產業結構,去年就突然變成了低耗能的產業結構。但是大家知道,這么大的一個國家,一年之內這個產業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,這是沒有可能的。這個沒有可能,怎么解釋呢?這個數可能就有問題。

所以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悲觀的估計,國內的學者說的最低的是三點幾,國外說的最低比這個還低,有兩點幾的,甚至有一點幾的,但是這些都是個別的。這個估計當中比較悲觀的,相當一部分人傾向于四點幾。

所以我覺得經濟狀況究竟是什么樣的,可能都有點說不清楚。在發展的問題上,經濟的問題上,現在我們存在種種困惑。而且這個困惑跟原來也不一樣。我們看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,對發展的問題,經濟的問題,我們有時候也有困惑,也會遇到問題。但是那時候的問題有點像什么呢?

打個比方說,我們本來在一條很明確的路上走,中間遇到了困難,遇到了障礙。但是盡管是這樣,我們心里是清楚的,只要克服了這些困難,排除了這些障礙,你接著往前走就是了,前面的路是明確的。

但是這一次好像有點不一樣,這一次有點像我們在沙漠和戈壁上開車,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的。但是走著走著,路沒有了,前面是個沙丘。車轍按照不同的方向走,有深有淺,最后哪條路能走通它就是一條路,哪條走不通,那就不是路呢,我們現在可能就不知道。

最近這段時間,我經常在講,現在是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,我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了什么叫轉折點的含義。過去這三十多年的時間,我們也經常說轉折點,但是我個人的看法,我覺得原來可能都算不上,這一次是我們真正遇到轉折點了。這個轉折點,這當中無論是希望,還是挑戰,可能都在這里面,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第一個想法,現在我們面臨著種種困惑,這種困惑后面既包含著挑戰,也包含著希望。

第二個問題,在這種困惑的背后,問題的要害在什么地方。

我想從這次股災說起,應當說這次股災是今年中國經歷的很重要的事情之一。這次股災也值得整個社會反思,我不是想來全面解釋股災的發生,但是我覺得從這場股災當中,我們至少可以體會到兩個東西,或者說這兩個東西是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。

第一個是什么呢?我覺得我們第一個能夠看到的就是這輪股市,實際上用一個集權的行政力量人為的發動一輪牛市沒有成功,這是可以看到的第一點。

我解釋一下,為什么我強調集權的行政力量。因為各位都可以感覺到,最近幾年中國有一個很明顯的集權趨勢,權力在不斷的集中。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趨勢呢?我覺得是有原因的,因為在過去這些年,中國社會一直有兩個并存的趨勢結合在一起,一個是權力在不斷的擴張,另一個是權力在不斷的失控。我們可以感覺到這些年權力越來越大,實際上權力也越來越失控,人們講了十幾年政令不出中南海,說的就是后一個方面。

在這種情況下,這幾年重新出現一個集權化的過程,我想和這個背景是連在一起的。包括在座的各位對集權化的過程,其實也都是有著很深的警惕的,因為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教訓太深了,權力過分的集中會不會出問題。

但是大家在擔心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,就是一個集權的體制,如果它能有效的運轉,它要求的條件是非常高、非常苛刻的,我想可能很多人忽略了這個問題。一個集權的體制有效的運轉,它必須有兩個條件:一是必須要有很好的決策層,決策不能出現重大的失誤,因為權力這么集中,一個大的失誤可能就是一場災難。二是它必須得有一個好的執行層,這個執行層能夠準確的理解上面的意圖,能夠負責任、有效率的進行工作,必須得有這兩個條件。

前一個不能妄議,我們就說后一個。一個有效的集權體制建立起來,能不能有效的運轉,執行層其實非常重要。我們看到集權的趨勢,最近這兩年重建的過程,實際上這當中是有氛圍的,在這個氛圍當中,說老實話有點人人自危,很多人不再負責任地進行工作。所以能不能形成這樣一個執行層是非常大的問題。

在股災之后,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,晚上市里面的組織部長請我吃飯,我說最近忙嗎?他說忙,忙的厲害,好幾個星期雙休日沒休息了。我說忙什么呢?現在考核干部的任務非常重,好幾個星期雙休日都沒休了,最近非常累。當時我開玩笑說,我說你累,你有沒有想一想,其實這累也是白挨,為什么?工作的思路完全是錯的。為什么這么說呢?你考核干部為了什么,無非是把最優秀的人才選拔到領導崗位上去,是這個問題嗎?但是你一定得知道,很多優秀的人才已經在領導崗位了。所以大家都說,在現在位置上很多都不是白給的。問題是優秀的人才到了領導崗位上就犯傻,你把他選拔上去有什么用。假如說中國不是優秀的人才在這個崗位上,假如說是一幫笨蛋在領導崗位上負責任的進行工作,說不定都比一幫優秀的人才在這里互相比傻要強的多。我的意思是,執行層是什么樣的非常重要。

這次股災首先能夠體會到這點,開始的時候中央的意圖是明確的。通過用人為的方式來激活股市,通過激活資本市場,解決中國經濟轉型當中一些重要的問題,尤其是新興產業的融資問題,應當說這個意圖是非常明確的。所以說人民日報、新華社發表的幾篇文章,都不是他們自己要發的,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發的,這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

但是問題是,在我們這樣一個重建的集權體制當中,大家都是看上面的臉色行事。你要什么,要什么我就來什么,而且層層加碼,投其所好。所以大概到了四千點的時候,它說現在僅僅是一個起點。我想到了四千點的時候,其實中央有點意識到了,這里面有一定的風險,就開始提出要注意風險。好,那咱們就來注意風險的,一夜之間把融資配資全部卡死,上面要什么我就來什么。

打個比方說,有點像一個心不甘、情不愿的人給你開車,你說要快,還是要慢?你說時間來不及了,你要快是吧,一腳油門到底了。你說別這么快,路上這么多人,別出事。好,要慢是吧,那就一腳剎車到底。各位可以想,這個瘋狂的牛市,然后到這場股災是怎么來的,跟這個有直接的關系。

接著就是救市,尤其前一段救的極為笨拙和荒誕。為什么?大家都知道,大家平時就怕中石油,就算是沒有股災,中石油要漲的話就是行情要結束了。大家平時就怕中石油,救市的時候偏偏拉中石油,這不是嚇唬人嗎?把中石油拉起來,下面還不知道有多大的空間。但是它非拉不可,因為只要它拉了,開會就好交帳,指數就保住了,明天是什么樣的,那就不管了。

這時候人們就罵證監會,說這個笨蛋,你懂不懂股市。告訴你哪個都不比我們笨,哪個都比我們懂得股市,但是沒有人想負責任的進行工作。所以你可以看現在的問題在哪兒,就是說一個集權的體制要建立起來,要能夠有效的進行工作,能夠有效的運轉,你能不能有個好的執行層,非常重要。

我覺得這場股災可以告訴我們的第二個東西就是經濟轉型的困境。其實股災也好,歷史上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也好,它背后的邏輯大體都是比較相近的。最基本的背景肯定是實體經濟有問題,最重要的就是實體經濟當中特別是制造業當中產能嚴重過剩。這里面產能嚴重過剩,資金就不往這里面進,因為進到這里面回報率太低。不但是回報率太低,弄不好就賠了。所以錢不往實體經濟里面進,但是你不往實體經濟里面進,這些錢已經印出來了,總得有一個去的地方,到哪兒去呢?那就是資本市場,就是股市。它到資本市場,到股市是為了掙錢,這錢怎么能掙的快呢?最好的辦法就是加杠桿,杠桿加的越大,這錢掙的就越快。到時候加不動了,泡沫越來越大了,破滅了,那就是一場股災或者是一場危機。

所以這場股災的背后讓我們看到了經濟轉型的問題。但是這個經濟轉型的問題,大家知道我們講了這么多年,就是轉不過去。原因在哪兒,除了經濟本身的原因之外,現在很多人說,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。前幾次年會上,其實我也講過利益格局、利益集團的問題,這確實是制約中國很多問題的重要因素。但是我覺得可能還有比這個更深層的原因。更深層的原因是什么呢?我覺得就是社會體制的脆弱性。我們承受不了這種轉型,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蕩。

我經常給企業家講課,有企業家說,能不能多講一點我們企業具體怎么做。我說如果你要想聽這個,你肯定會失望,為什么?因為我真的講不出來,如果我真的能講出來企業怎么能做好,我就不在這里講了,我就做企業了。問題是沒法說,誰也說不出辦法來。為什么?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是這樣一種發展。

其實前些年就有人提出來,2006年中國就應當經歷一場危機。但是這場危機被人為的延后了,當時就應該經歷一場危機,就應該經歷一場震蕩,你把該淘汰的淘汰掉,該倒閉的倒閉,該破產的就破產,說不定三五年到2000年基本完成了,又開始了一個健康的發展過程。但是我們沒有經歷這個,為什么沒有經歷這個過程呢?我們用人為的方式把這個過程給回避了。為什么用人為的方式把它回避了呢?因為我們承受不了這當中的代價,因為震蕩的代價是非常大的。

比如說像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,當時失業的人口占到勞動年齡人口的差不多1/3,德國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失業人口占到勞動年齡人口的小一半,那是非常慘烈的。當然因為過去沒有經驗,會表現的更差一些。現在經過這些年的經驗教訓的積累,人類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要比原來強多了,不至于到這個程度。

但是大家知道,我們這個社會仍然是沒有辦法來承受這樣的震蕩。因為中國社會有點像什么呢?打個比方來說,中國現在脖子上有兩個通靈寶玉,丟了就沒有魂兒了。一個是發展速度得有7%到8%,如果沒有7%到8%,日子就有點過不去了,現在預期調整的稍微低了一點。上面說今后幾年是6.5%左右,但是也是相當高的速度。

另一塊是什么呢?就是維穩。中國就得靠這兩個,一個是高速的發展,一個是維穩。這兩個如果都沒有了,或者說缺當中的一個,日子很難過下去。這表明的是什么呢,我們社會的脆弱性。由于這樣一種脆弱,我們沒有辦法來承受自然的經濟規律,然后就人為的干擾這個規律。所以我談的第二個問題,從股災來看,現在我們面臨兩個最關鍵的問題是什么,一個是體制改革的問題,一個是經濟轉型的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,怎么理解經濟轉型,怎么理解當前的經濟困境。我想這個問題,其實要說復雜的話,可能也真的很復雜。但是我想如果要說簡單的話,其實可能也很簡單。經濟的困境,如果用我的說法來說,實際上就是兩條曲線之間的關系,一條曲線是生產的曲線,供給的曲線。一條曲線是消費的曲線,需求的曲線,就是這兩條曲線之間的關系。

我們知道過去這些年,生產的曲線、供給的曲線拉的越來越陡,這兩年還稍微好一點,但是也是非常之高的。需求的曲線,消費的曲線,走的卻很平緩。兩條曲線之間的張口越來越大。當前的經濟困境在哪兒,就在這個張口上,張口越大困境也就越大。可以說這兩條曲線不同的走勢所形成的張口,實際上就是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原因。

假如說我們看到這點,我覺得很多問題就值得思考了。比如說現在我們經濟政策可能造成的結果是什么。現在我們很多的經濟政策,尤其是刺激經濟的政策,大家可以想最后的結果是什么,很可能是繼續拉高本來已經走的很陡的那條曲線。

雖然它在一定的時間里面可以保證發展的速度,但是我們知道,已經那么陡了,你繼續拉高的話,結果使得張口越來越大,這樣造成的問題也就越來越大。但是有一些經濟學背景的朋友可能會想,你這說的是一方面的道理,但是你沒有看到另一面,他拉高那面曲線,經濟發展了,就業增加了,收入提高了,也會帶動下面那條曲線。是有這個道理。但是從中國過去這幾年的情況來看,我們這樣一個發展的模式,造不成這樣的結果,只能是拉高上面那條曲線,使得這兩個之間的張口越拉越大。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一帶一路,也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。弄的好是促進內部轉型的契機。但是如果弄的不好,實際上它等于回避了內部轉型的問題,它會給人一個錯覺,我們這種模式仍然可以維持。

如果我們看到經濟困境背后最關鍵的問題是兩條曲線形成的張口,我們平時看起來一些順理成章的思路會不會有問題。比如說剛才講到創新的問題,大家都知道創新的問題是中國別無選擇的事情。過去我們靠的是廉價勞動力,但是這個優勢,人口紅利吃的差不多了,下一步肯定是創新了,發達國家就靠創新,我們又沒有勞動力的優勢和創新的優勢,你還能靠什么呢?在勞動力的優勢消失以后,唯一的選擇也只能是創新了。

但是我們各位有沒有想到,絕大多數的創新,最后一定體現在市場上,這東西你得能賣得出去,很多創新你得體現在產品上,但是產品的市場在哪兒?

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,我們炒菜的鍋。我們找差距的時候好找,德國生產的鍋一賣就兩三千,我們這里的破鍋幾十塊錢,我們要生產這樣的鍋有多大的潛力啊。潛力是很大,而且中國要生產這樣的鍋,也沒有什么困難的。過去我們生產不了彩電,現在我們生產的彩電比日本的彩電也差不了哪兒去,生產鍋更不在話下。但是各位想中國生產鍋的企業都在生產兩三千塊錢一個鍋,你賣給誰,市場在什么地方。農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,他一年收入就那么點,他買一個兩三千塊錢的鍋在那里炒菜?

我的意思是,哪怕創新的問題,其實也不是那么簡單,后面你得解決市場的問題,市場的問題可能更重要,這是我說的。從這個角度來想,這是看起來不成問題的問題,實際上有的都不是那么簡單。

市場的背后是什么,我覺得市場的背后就是社會,有什么樣的社會,就有什么樣的市場。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一種折射。最簡單的來講,手機。各位是做市場的,你仔細想一想手機在中國的市場,實際上就兩個市場,一個是蘋果的市場,一個是山寨的市場,就這兩個市場。為什么是這兩個市場呢?因為中國社會就是兩極分化的社會,手機這兩個市場是和兩極分化的社會對應在一起的。再這樣市場中,收入高的就蘋果了。今天這么多人,手機響起來的鈴聲都是差不多的,都是蘋果的鈴聲。假如說在一個電梯里面,手機響了都不知道是誰的手機響了,因為聲音是一樣的,這就是蘋果的市場。另外一個是山寨的市場。所以市場的背后是社會。

現在我們說創新,在一個由社會所決定的這樣的市場背景下,你怎么創新。現在我們怎么創新,我創一個比蘋果更好的手機,它賣六七千,我賣一萬二,假如說我這個手機叫哈密瓜,打向國際市場質量和性能比它強多了,行嗎?行。但是中國要在短期內弄出這個可能不太容易。我們弄不出來這個,然后我們退而求其次,我們弄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跟蘋果的性能和質量差不多,它賣六七千,我們賣五六千,它叫蘋果,我們叫鴨梨。問題是鴨梨賣給誰?五六千買得起鴨梨的,可能再添個一千塊錢就買蘋果了,他買不起蘋果的買你五六千的鴨梨也費勁,直接買小米算了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市場的背后是社會,不改變社會,就無法改變市場。這是我今天要談的第三個問題,現在我們的經濟困境怎么來理解,它的背后是什么。

第四個問題,為了推動轉型,社會需要做什么樣的改變。剛才說關鍵的問題是下面那條曲線很平緩,拉不上來。而要拉這條曲線的話,我們現在還面臨著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,就是現在你要拉高這條曲線的話,很重要的是人們的收入。收入最主要的形式,在中國現在只能是工資。但是大家都知道,工資在現在的情況下,他的上升還有多大的空間。本來在勞動力成本上,我們的優勢已經失去。現在很多企業已經處境艱難,在這種情況下,你靠提高工資來解決問題,空間還有多大,我覺得可能已經很小了。空間在什么地方呢?我覺得有兩點是可以考慮的。

一個就是社會保障,五年前吧,在成都那次雙年會我講從柴米油鹽向房子汽車和大宗消費的轉換。雖然今天我們講的是智能,講的互聯網+,但是要知道,在今天的美國,就兩樣東西,一個房子,一個汽車,這兩個東西仍然占家庭支出的50%以上,這仍然是他經濟生活最重要的內容。

所以現在我們進入時代之后,耐用消費品和大宗消費有沒有制度的支撐,這是至關重要的。這個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保障制度,不解決人們對預期的問題,解決人們的不安全觀問題,不確定性問題,就不能為這種消費創造條件。你可以看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在哪兒,就在這里。

在股災發生之前,我曾經寫過一篇長微博,微博的題目叫《像驢子一樣不停的奔跑》。什么意思呢?寫這個微博有個由頭,有一次我去天津的一家上市公司,這家上市公司是國有控股的。中午老總請我吃飯,他跟我說,像我們這種上市公司還算不錯的,但是就是這樣,中層的管理人員,甚至高層的管理人員都有一種很強烈的不安全感。他跟我講,甚至他自己親身的體驗,當時一起吃飯還有幾個高管,他們都在講不安全感。

當時我突然想到一個比方,中國現在的老百姓有點像什么?有點像一頭驢子一樣,你打它兩鞭子,說你跑一圈,他就跑了一圈。跑了一圈,然后你說,這圈不算,你再跑一圈,又打了兩鞭子,他又跑了一圈,你說這一圈也不算。他不停的跑,你不停的說這個不算。中國老百姓現在有點像這頭驢子一樣,什么意思呢?各位可以想,假如說一個老太太,十五年前她手里面有二十萬塊錢,她可以自信的跟人說我這輩子養老沒有問題了,那錢可以在北京買一套不錯的房子了。老太太覺得沒有問題,把心放肚子了,心剛到肚子里面,房價漲起來了,現在這二十萬能干什么呢?在北京買一個廁所肯定是買不了,買半個廁所差不多。半個廁所就想養老,門兒都沒有。房價漲起來以后,這二十萬就不算什么了,這圈算白跑了。

這時候有人說了,我沒問題,我兩套房,我住一套租一套,退休的時候用租金來補貼退休金,我這輩子沒問題了。真遇到點大事,實在不行大不了把多余的房子賣了,北京賣個五六百萬,就可以解決問題。他覺得兩套房沒有問題了。這個想法還沒有幾天,房產稅遺產稅要出來了,這套房子也不好拿了。這一圈也要不算了?

然后接著股市這輪牛市又開始了,這輪牛市我不知道各位的感覺是什么樣的,至少在我旁邊掙三五百萬、六七百萬、千八百萬的不在少數。一個是房子不好拿了,第二個是人的錢多了,有沒有一天說,這錢這圈也不算了。股災發生之后,我把這條微博又轉了一下,我又加了一句話,這圈也不算了?

我的意思是什么呢?我們社會面對的是什么,就是你到了這樣一個時代,你有沒有一種制度的支撐非常重要。我想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,我們從事這樣高大上的行業,你的圈子還是一個不錯的圈子。但是你得知道這個社會還有別的圈子。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西部某個市,這個市是一個資源性城市,是在煤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。前幾年煤好的時候,蓋了不少福利房賣給職工,大概是2800一平米,現在市面的價格差不多是3200。我去的時候很多人都要求退房,不是一個兩個,非常普遍的要求退房,說我也不想掙這個錢,你就按照當時的價格把錢退給我,這個房子我不想要了。怎么是這樣一種心態呢?我很難理解,當地的朋友解釋說,現在很多人是這樣一種想法,他就覺得今后這幾年吃飯都要成問題,很多人想,將來說不定吃飯成問題,你手里拿的房子是值二三十萬,但是賣不出去有什么用?還不如把錢退給我,到時還能吃口飯。

各位可以想,在這樣的情況下,當我們進入一個耐用消費品和大宗消費時代,你怎么形成這種消費模式。所以這樣一個制度的支撐,在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,我覺得這是要解決的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,經濟轉型需要新的社會結構的支撐,主要是中產階層的問題。因為剛才說耐用消費品或者是大宗消費的問題,它的主體是誰?是中產階層,沒有中產階層,形成不了市場,你轉不過來。但是我們都知道,中國中產階層發育的一直緩慢。雖然從絕對數來說還不少,但是前些年三座大山就把中產階層搜刮的差不多了。這次股市又把中產階層消滅了一批,有的是幾年十幾年積攢的錢,可以說這是非常大的問題。但是我覺得還沒有完,弄不好還有一個陷阱。剛才有朋友講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,雙創。我覺得這事也不是那么簡單。我們學校現在也忽悠,忽悠學生們,要淡化就業意識,要增強創業意識,你別一入學就想怎么就業,要想將來怎么創業。問題是,現在很多在市場里摸爬滾打這么多年的企業家都不知道干什么,都束手無策,你連校門都沒有出的大學生就知道干什么?這當中能不能出一兩個比爾蓋茨,這倒有可能,但是大部分人是創不成的,不但創不成,弄不好把老爸、老媽在股市賠完還剩下的那點錢再給創進去。這個弄不好對中產階層又是一次洗劫。

第五個問題,現在我們真的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,要有一個新的理念,最近這幾年我一直在講三十年的,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,現在是新的三十年的開端。中國歷史上三十年的現象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。過去我們都說六十年,實際上不是六十年,是三十年,包括我們老話說的三十年河東,三十年河西,說的都是三十年。我們看看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怎么走過來的,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過來的。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,三十八年的時間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,文革前十七年,文革十年,加起來二十七年,又將近三十年。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又是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,我個人看法這三十多年的時間也差不多了,現在是一個新的三十年的開端。

將來過了若干年,我們回想這三十年,你可能說它好,也可能說它不好,但是有一點我估計是肯定的,這三十年和過去的三十年將會有明顯的不同。現在很多的問題都面臨著重要的轉折。

這新的三十年,我們從經濟困境。經濟轉型的角度來講,必須得有一個能夠支撐未來新的三十年的理念。過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發展作為中心的。但是我想要支撐起新的三十年,能夠解決當前我們面臨的很現實的重大問題,必須得有一個新的理念。所以最近這幾年,大家可以注意到,我經常講兩個東西,一個是社會進步,一個是公平正義。

也就是說,我們進入新的三十年可能需要我們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,把中國社會建設成一個更好的社會。而我們現在面臨的,包括經濟轉型在內很多現實的問題,不在一個好的社會基礎上來解決,實際上是很難的。所以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,我覺得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理念,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走向新的三十年,才能真正的切實解決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。時間已經到了,不能再羅嗦了,就講這么多,謝謝各位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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